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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惊魂电影:近現代中國教育管理學的演進歷程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9-26

布莱顿西服 www.ybzmtt.com.cn   摘    要: 近現代中國的教育管理學研究,肇始于1840年以后的西學沖擊,發展于洋務運動前后日本教育管理學的傳入。1898年,光緒帝下詔變法,諭令書局引譯外書,許多日本書籍傳入國內。20世紀初葉,各類新式師范學堂紛紛設置教育管理學課程,國人亦開始編寫相關著作。20世紀20年代起,轉而效仿美國,美國的教育管理學著作接踵而來,于30年代達到頂峰。至20世紀40年代,終至走上本土化的發展道路,我國的教育管理學逐步生長,各類著作中更是閃現出立足本土實踐的寶貴思考。

  關鍵詞: 近現代中國; 教育管理學; 師從日本; 移植美國; 立足本土;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 modern China started from the impact of western learning after 1840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Westernisation Movement. In 1898, Emperor Guangxu issued a decree to translate foreign books, and many Japanese book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various new normal schools set courses of science of educational managtment, and Chinese began to write relevant works. From the 1920s on, it follow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management writings of education came to the top in the 1930s. By the 1940s, China's education management gradually grew up and all kinds of works showed valuable thinking based on local practice.

  Keyword: modern China; educational management; learning from Japan; transplanting from America; based on the local;

  1840年至1949年,我國教育管理學經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先是受到西學沖擊,西方的先進文明通過在華傳教士的傳播以及新式學堂的建立開始傳入中國,繼而師從日本、移植美國,終至走上本土化的發展道路,從而奠立了近現代中國教育管理學的基礎。系統梳理近現代中國教育管理學的發展脈絡,不僅能夠填補我國教育管理學學科史研究的不足,而且也有利于探索我國教育管理學未來發展之路。

  一、西學沖擊(1840-1897年)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導致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勢力進一步在中國延伸。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西方資本主義的海外傳教事業在中國開始興盛起來。眾多的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為傳播宗教而創設學校,雖然加深了對中國的侵略,但是這些學校教學內容的豐富性與教學方法的先進性確實對當時國內傳統封建的私塾與官學造成了一定沖擊。就學校管理而言,傳教士在管理學校的過程中能體現出較當時更為先進的教育管理理念,著名的馬禮遜(Morrison)學堂創辦者、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學堂課程的設置上,不僅注重傳播西學,重視分層教學,而且在聘請中國先生傳授漢語的過程中,強調對中國傳統教育弊端的批判。[1]1847年,容閎、黃寬和黃勝三名馬禮遜學堂的學生隨布朗校長赴美深造,在求學過程中受到了西方教育管理思想的熏陶。1860年,從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畢業歸國的容閎前往天京與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見面,對洪提出的七點建議中就包括了一條要“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2],雖然這一建議最終并未實行,但卻能體現出他對學校教育管理行為規范化的重視。

  洋務運動時期,各類新式學堂紛紛建立。這些學堂多聘有在華傳教士任教或者參與管理。被譽為是中國近代新式學校發端的京師同文館聘任了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為英文教習,之后升任總教習,掌管教學事務。而后由于學堂的運轉需要制度加以規范,一些學堂則開始應用國外教育體制,比如我國第一所近代海軍學校——馬尾船政學堂,不僅聘任外教傳授外語,還規定了其教育體制“悉按英、法海軍學校成規”[3],因此這些新式學堂在辦學中多少受到了西方教育管理體制的影響。另外,這一時期我國出版了一些由在華傳教士編寫的介紹西方國家教育制度的書籍,著名的有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德國學校論略》,介紹了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教育情況?!段餮Э悸浴肥譴淌慷¤噶莢謨衛?、法、德、英、日等七國后編寫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七國的教育體制。
 

近現代中國教育管理學的演進歷程
 

  總的來看,1840年至1897年間不論是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播西方國家教育制度,還是我國成立的一批新式學堂對現代教育管理體制的需求,都對教育管理學研究的產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在華傳教士并非國外的教育管理學專家,所出版的并非是專業的學校管理學或教育行政學著作,而僅是國外的教育制度,屬于教育管理學中偏宏觀的部分內容,且他們的最終目的在于傳播基督教而非教育華人,這就決定他們所傳播的內容很難形成系統的教育管理學理論,再加上這一時期國人并沒有受影響而開始編寫任何教育管理學著作,因此西學的傳入雖然對我國的傳統封建教育產生沖擊,但并未導致我國教育管理學的產生。

  二、師從日本(1898-1920年代)

  清末民初時期,我國開始全面學習日本,教育管理學也從日本引進,走上了“師從日本”的道路。在這一時期,教育管理學正式被列為各級師范學校的課程,為了滿足教學需求,國人開始編寫教育管理學方面的書籍,但多為照搬或模仿國外研究成果。出版的書籍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日本的原著翻譯;第二類是國人效仿編寫的相關書籍;第三類是教材,供師范學校講習所用。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于日本,痛定思痛,人們看到轟轟烈烈地進行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并未使真正使中國富強起來,維新派革命家韓文舉質疑道:“能制器者有幾人乎?能譯書者有幾人乎?能海戰者有幾人乎?能熟習商情者有幾人乎?”[4]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和光緒進士任廷旭在1896年的《文學興國策》中介紹了美國的教育,林樂知認為日本的富強是學習美國教育的結果[5],因此他呼吁中國應該學習日本。同樣的,清政府朝野上下意識到需要向日本學習的必要性,中國留日學生總監督夏偕復提出需要向日本學習教育,認為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不僅政治上“大體相同”,在宗教上同樣“并重儒佛”,因此日本的教育若能在我國實行,其結果應該是“行之無害而有功”。[6]

  1898年,光緒下詔變法,除舊布新,命令各省、州、縣、府開設中西學堂,并要求“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要書”。[7]另外,效仿日本學制,分別在1902年和1904年頒布了“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并設置了教育管理學方面的課程。日本的教育類以及教育管理學的書籍也因此開始流入中國,對田雁主編的《漢譯日文圖書總書目1719-2011(第1卷1719-1949.9)》中收錄的日文書籍進行統計可以看到,從1898年開始,我國引進日本的教育類著作開始增多,并在1901年迅速增加到了20本,其中,田中敬一編、周家樹譯的《學校管理法》(1901)為我國引入的第一本學校管理學著作。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圖1:我國在1910年前從日本引進的教育類書籍
圖1:我國在1910年前從日本引進的教育類書籍

  資料來源:田雁.漢譯日文圖書總書目1719-2011(第1卷1719-1949.9) [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1901年,《教育世界》由羅振玉在上海創刊,主要介紹中外教育思想與制度,并大量引譯日本的書籍,包括學科規則、學校法令、教育學、學校管理法、學級教授法和各科教科書六類。[8]從1901年5月的第1號開始,《教育世界》刊載了田中敬一的《學校管理法》與三島通良的《學校衛生學》?!堆9芾矸ā芬皇櫬游⒐勱嵌熱朧?,分為“緒論”“校舍”“校具”“教科”“學級”“教員”“管理(狹義)”“衛生”“經濟”以及“表薄”十個章節來對管理學校的各方面內容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除了以上兩本,這一時期引進國內的書籍還包括《日本大琢氏學校管理法》《學校管理法問答》以及《日本普通教育行政論》等。與此同時,官府也下令要求學堂管理人員研讀教育管理學著作,并規定了指定書籍。

  在課程方面,1902年清廷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在該學制包含的六個章程中,《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師范學生在第三年階段學習的教育學課程中除了“教育之原理”,還增加了“學校管理學”。[9]1904年,清廷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這個學制中的《奏定初級師范學堂章程》規定以“講明教授管理之法為宗旨”,并把“教育法令”與“學校管理法”放在第四年的課程之中。在《奏定優級師范學堂章程》中,“學校衛生”同“教育法令”被列為教育學的相關課程,而在1906年更是將“學校制度及管理法”定為師范生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的本科通習科目,《奏定進士館章程》中也規定“教育行政法”為學生第一年需要學習的課程[9],這說明在不斷變動的課程安排中,教育管理學這一學科越來越受到重視。民國成立后,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的《師范學校規程》和《師范學??緯癱曜肌返任募?,均規定師范學??杞逃芾硌喙乜緯?。因此,在清末民初,教育管理學在我國師范學校中的學科地位已經確立。為了滿足教育需要,國人開始編寫相關書籍,通過對北京圖書館編寫的《民國時期總書目》中有關教育管理學的著作進行統計發現,從1911年至1920年,國人共編寫了約11本教育管理學著作,其中教育行政學3本、學校管理學8本,其主要書目詳見表1。

  表1:1911年至1920年國人編寫的主要教育管理學著作
表1:1911年至1920年國人編寫的主要教育管理學著作

  資料來源:北京圖書館.民國時期總書目[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三、移植美國(20世紀20年代-30年代)

  進入20世紀,隨著工業化的完成,美國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通過戰爭與領土擴張迅速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世界的經濟文化中心。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為美國教育的擴充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美國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普及了中等教育,中職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迅速發展,促使了具有美國特色的“教育階梯”的形成。同時,有關教育管理學的研究也積極開展,自被譽為美國教育管理研究先驅的威廉·佩恩(William Harold Payne)撰寫了美國歷史上第一部學校管理學著作《學校督導》(Chapter On School Supervision)后,教育家達頓(S.T.Dutton)和斯奈登(D.Snedden)師徒出版的《美國公立學校管理》(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反映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教育管理的情形,是第一批教育管理領域博士生的學習材料[11],因此當時美國的教育管理學在世界上也是處于領先的地位。中國的教育管理學在經歷清末民初“師從日本”的階段后,隨著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大量學生赴美留學,再加上日本始終企圖侵占中國,“二十一條”的簽定澆滅了國人學習日本的熱情,所以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的學習對象開始轉向實力日益強大的美國。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熱潮正趕上美國教育管理研究最初的迅速發展時期,因此,美國的教育管理研究開始流入中國,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著作上,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開始成為主要的原著來源,不僅引譯了杜威(J.Dewey)的《明日之學?!罰⊿chool of Tomorrow)和桑戴克(E.L.Thorndike)的《新教育的基本原理》(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等眾多的教育學書籍,相關的教育管理學著作也開始從美國引進。據統計,在20世紀20-30年代我國從美國引進了大約14本教育管理學書籍。

  由于當時美國的教育管理學處于追求效率的“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時期,因此除了教育行政學與學校管理學,國內還引進了有關教育統計測量的著作。有歐提斯(A.S.Otis)的《教育測量統計法》(Statistical Method i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和葛雷德(H.E.Garrett)的《心理與教育之統計法》(Statistics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著名的教育管理學家克伯雷(Ellwood P.Cuberrley)的研究成果是國內學者的關注重點,夏剛伯翻譯了克伯雷的《校長與其學?!罰═he Principal and His School)的第一部,命名為《校長的位置及職務》,全書圍繞行政組織的形式、校長的位置和職務三個角度來對校長的角色進行了介紹。夏承楓則翻譯引進了《城市教育行政及其問題》,該書來源于克伯雷的原著《普通教育行政》(Public School Administration)的第二部分,包含了教師問題、教育行政方法和教育行政組織問題三個章節的內容。夏承楓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在譯者序中表示初讀這本書時,認為“國情互異,無多參證價值”。隨著近五年參與教育行政工作后再溫習此書時,驚訝發現此書所講述的問題與我國地方教育行政的現狀十分相似,因此翻譯此書是為了“重在開發城市之優點并說明其演進情況,以為各地之所借鑒”。[12]

  此外,姜琦和楊慎宜翻譯了瓦格涅(C.A.Wagner)的《視學綱要》(Common Sense in School Supervision)、張文昌翻譯了黎突(W.G.Reeder)的《學校行政的原理與實際》(Fundamentals of Public School Administration)等著作。這一時期國人編寫的教育管理學著作開始增多,約為44本,有關教育行政學的有23本,有關學校管理學的有21本。其中,范壽康編寫的《學校管理法》為當時師范學校教授教育管理學學科的教科書,其特點是在內容上圍繞的是小學管理,包括“小學校的宗旨”“小學校的設置”“小學校的編制”“小學校的設備”以及“兒童的管理”等內容。另外,該書也介紹了美國教育管理學,最后一章“新式學校組織”中涉及到美國的葛雷制(The Gary System),認為“現今關于學校組織中的新制極為繁多,就中,葛雷組織也是著名的新組織法的一種”。[13]芮佳瑞編寫了《葛雷式學校組織概觀》一書來專門對美國的葛雷制進行介紹,包括葛雷式組織的緣起、原則以及二重的編制等內容。其他主要的著作參見表2。

  表2:1921年至1930年國人編寫的主要教育管理學著作
表2:1921年至1930年國人編寫的主要教育管理學著作

  資料來源:北京圖書館.民國時期總書目[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在課程設置方面,這個時期一些大學也開設了教育管理學課程。比如1918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設置了教育行政、教育法令、教育組織及管理法、學校衛生與設備等課程。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了“壬戌學制”,該學制的一大特點是以美國學制為學習藍本,要求原先的師范專修學校改為師范類大學或者依附于其他大學,促使國內出現了“高師改大運動”,對我國原先的師范教育造成了重大改變。[14]在當時國內著名的六所高等師范學校中,只有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升格”為北京師范大學,成為國內當時僅存的一所師范類大學。而在當時,教育部對師范大學的課程并未統一規定,于是授予了北京師范大學自設課程的權利,該校當時擬定的公共必修教育科目中包括教育行政,設在各系四年級講授。[15]

  四、立足本土(1930年代-1949年)

  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隨著政局的穩定,我國教育管理學的發展得到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谷照秸⒑?,國內的教育管理學雖然也受到殃及,但是依然在保持平緩地發展。由圖2可以看出,進入20世紀30年代,國人編寫的教育管理學著作有96本,其數量達到了民國時期的頂峰,雖然在進入40年代之后數量下滑,但與20年代的產量基本持平,更有羅廷光所編寫的《教育行政》(1943)這樣的佳作。

  圖2:民國期間國人編寫的教育管理學著作數量變化情況
圖2:民國期間國人編寫的教育管理學著作數量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北京圖書館.民國時期總書目[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在經歷過“師從日本”和“移植美國”之后,我國的教育管理學學者漸漸走上了自我探索的道路。1925年,舒新城就指出,“大部分學生出國以前既不會明白國情,回國以后,又以為學問已造極——此實多數留學生的普通心理——更不愿研究國情”,他們多數人“只會搬用外國材料、贊揚外國文物制度之一法”,[16]對留學生學成歸國的盲目自高以及只會照搬國外知識的現象表示擔憂。這個時期,國內學者開始意識到過去我國教育管理學發展存在過多移植和借鑒的現象,在引入國外研究成果的時候需要更多考慮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姜琦和邱椿的《中國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杜佐周的《教育與學校行政原理》以及羅廷光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教育行政》等著作之中均體現出這一思想。總的來說,這一階段國內的教育管理學一直處在發展階段。

  在著作方面,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之間,不僅國人自編的教育管理學著作數量迅速增加,而且教育行政學的專著也開始作為師范學校用書,有張季信的《地方教育行政》、邵鳴九的《地方教育行政》和黃敬思的《學校調查》。杜佐周的《教育與學校行政原理》將教育行政與學校行政區分開來,既從宏觀視角介紹教育宗旨、中央集權制與地方分權制、教育視察等教育行政原理相關的內容,又從微觀角度包含學校建筑、中小學課程、學生課外活動等學校管理相關內容。而在第一章的導言之中,杜佐周提到不可盲目引用國外教育制度,“故自當有我國自己的教育制度。我們研究各國的教育,取其長以為我們的參考,去其短以為我們的借鑒則是可以的。若欲完全仿效之,則必如削足就履”。[17]

  也是從這個階段開始,教育行政學專業在大學迅速發展,教育行政學科系承擔起培養教育行政人員的使命。國立中央大學和私立廈門大學分別設立了教育行政系;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教育系從本科第三學年起開設教育行政組,據學者調查,當時的教育系被賦予了“養成教育行政人員”的使命。[18]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教育管理學的學科專業隊伍初步發展起來,杜佐周、常導之、姜琦以及邰爽秋等人是當時國內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學者。

  20世紀40年代左右頻繁的戰爭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國戰前發展起來的教育管理學也受到了破壞,但并沒有被摧毀。為了培養教育發展所需的師資,1932年,教育家徐特立在瑞金主持創辦了中央列寧師范學校,學校的科目就包括了教育行政這一學科。隨后在蘇區確立的師范教育制度,規定高級師范學校的課程需要包括教育行政,短期師范學校的主要科目有小學管理法和教育行政略論[19],可見教育管理學這一學科在當時的年代仍舊受到重視。

  在抗日戰爭期間,各根據地的教育行政機構先后成立,負責各地區的教育工作。陜甘寧邊區實行了每位督學負責視導一個學區教育的學區視導制,這些督學還曾集中在一起編寫了如《怎樣做縣督學》和《小學訓導》等與學校管理學相關的書籍。[20]1941年,剛成立的延安大學正式設立教育學院,專門開設了教育行政班,來培養縣級教育行政人員。另外,當時著名的邊區師范學校在師范教育中開設了教育行政、教育統計與測驗等與教育管理學相關的課程。[19]

  受戰亂影響,20世紀40年代國人編寫的教育管理學著作數量有所減少,但羅廷光的《教育行政》稱得上是這一階段國內最杰出的教育管理學著作。該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為教育行政本論,下卷為學校行政,運用了哲學、歷史、比較和科學四種研究方法,分學制系統、教育人員、行政組織、體育衛生等12個章節來研究和論述中國的教育行政。在序言中,羅廷光就表示我們既不能移植國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照搬國外的教育行政書籍應用于我國,體現出他反對盲目借鑒和沿用國外研究成果的態度。邱椿對該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該書“陳儀精致而不流于空虛”[22]。這一時期其他的主要著作見表3。

  表3:20世紀30-40年代國人編寫的主要教育管理學著作
表3:20世紀30-40年代國人編寫的主要教育管理學著作

  資料來源:北京圖書館.民國時期總書目[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令人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時期里,全面“效仿蘇聯”,受蘇聯教育理論的影響,國內的教育管理學被弱化為凱洛夫教育學體系下的一個板塊,致使我國教育管理學在這段時間里裹足不前。在隨后的“十年動亂”之中,教育管理學更是遭到了破壞。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我國教育管理學才開始了恢復重建工作。

  五、結論

  回顧近現代中國教育管理學的演進歷程,可以看到,經歷過“西學沖擊”“師從日本”“移植美國”和“立足本土”四個發展階段后,教育管理學在中國逐漸生根、發芽、成長,一步步地發展并完善。

  第一,我國的教育管理學研究,在19世紀中后葉即已開展,至20世紀初已粗具規模,形成了學校管理學和教育行政學兩個分支。觀察清末學堂至抗戰時期學校的課程設置,可以發現,對學校管理人才的培養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視。同時,國內出版發行了眾多教育管理學方面的專著和論文。就專著而言,民國期間國人編寫的就有100多本。根據張復荃先生的考證,1919年起至抗戰前,發表在報刊上的教育管理學論文也有近2000篇[23]。在眾多的出版物之中,不乏立足本國實踐的寶貴思考。

  第二,我國的教育管理學研究,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的100多年間,還停留在思辨與移植借鑒階段。雖然成果較多,但多偏向于思辨研究和經驗總結,鮮有實證研究。這一特征延續至今,仍反映在當前的教育管理學研究之中。同時,國內許多的教育管理學著作是效仿國外的書籍進行編寫,雖然在20世紀30-40年代,杜佐周和羅廷光等學者在其專著序言中表現出要考慮本國國情的意識,但是在內容上仍深受美國教育管理思想的影響。[24]

  第三,我國的教育管理學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是立足本土、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管理學。經歷了1930-1940年代的本土化探索以及1978年以來的恢復性發展以后,我國的教育管理學邁入了新時期,不僅拓展了研究領域,而且開辟了教育管理學性質、研究對象、學科體系等原理性問題,致力于教育管理學理論體系建構。因此,如何立足本土建構我國教育管理學理論體系、完善我國教育管理學學科制度、提高教育管理學專業化水平,應該是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教育管理學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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