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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vs曼联分析:韓非法度治國理論的內涵與當地應用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10-01

布莱顿西服 www.ybzmtt.com.cn   摘要:韓非是中國古代先秦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主要體現在著作《韓非子》中。韓非以法度為基礎構建起的一整套治國理政思想,內容主要包括君主立法、“以刑去刑”、嚴格公正執法、“法”“術”“勢”相結合等。韓非的法度治國思想為后來中國長時期的國家治理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其部分思想雖然有其歷史局限性,其“依法治國”、追求“富國強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思想,仍然可以通過創造性轉化而為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提供獨特的支撐。

  關鍵詞:韓非子; 法度治國; 創造性轉換;

  韓非(約公元前280-前233年)是中國先秦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律思想集中體現在《韓非子》一書中?!逗親印分饕致廴綰沃衛砉?,君主如何治理臣下等問題,不僅包含哲學、政治學思想,還包含以法來治國理政的思想?!逗親印分械暮芏嚶判闥枷攵際侵謝ㄏ檔奈幕灞?,可以為當代中國的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文化支撐。當然前提是,我們需要對韓非思想進行合理甄別并進行創造性轉換 (1) 。

  一、韓非法度治國思想提出的歷史背景及理論基礎

  現代國家中所講的“法治”,是與“人治”相對應的概念,包含著依法治國、良法之治、公平正義等含義;而“法制”一詞在現代則主要指法律和制度[1]。中國先秦時期關于法的基本主張,更多是關于如何治理國家的技藝性工具。韓非的法度治國觀念是以法律和制度來治理國家,并非我們現代法學意義上的“法治”;它也和現代法學中的“法制”一詞有所區別,并非是指單純依靠法律和制度進行治理,而是一整套推行法律的方法體系,目標是建立起一個法制公正嚴明的國家。

韓非法度治國理論的內涵與當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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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生活于社會劇烈變革、戰亂頻仍的戰國時期。隨著土地私有制不斷發展,土地買賣現象普遍發生,社會階級發生變化,一些富有的平民通過購買土地而晉升成為封建主,原來的封建貴族和新晉封建主之間矛盾深厚;政府由于連年征戰,財力不足,對百姓的稅負徭役日益增多,人民苦不堪言;雖說戰國時期已經是封建社會的開端,但仍保留著奴隸制的殘余,還存在著不平等的奴隸制剝削現象[2]112。總體上,這是一個凜冽肅殺,叢林法則通行的亂世。在此背景下,很多法家思想家都以“建立具有強大力量的政府”“擴張領土,最終使互相對立的所有國家聯結成一個單一的帝國”為直接目標[3]。同樣,韓非的法度治國思想,也主要是幫助君主實現大一統的霸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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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在書中所構建起法度治國的系列思想,建立在其人性惡理論、君權至上思想和黃老思想基礎上。(1)人性惡理論?!逗親印分性啻翁岬餃誦遠竦睦礪?,并運用舉例論證的方式來論證其人性惡的觀點。人性本惡,人人都懷著不良之心,所以必須用法度來規制人們的各種行為,以維護社會秩序;因為人性本惡,臣下都存在著奸邪之心,所以君主要用“術”駕馭臣下,用“勢”讓群臣遵守等級秩序。正是因為韓非將人性本惡作為了其理論的預設前提,因而才有了社會急需要法律規制才能保持良好治安和社會穩定之法制主張。(2)君權至上的專制思想。韓非認為,君主應牢牢把握著法律的制定權,控制執行法律的權力,治理國家的關鍵權力都應當掌握在君主手中,而立法和執法這兩項權力是治理國家的兩個關鍵之策,君主立法并由君主權威保障法律的執行,便可以保證一些君主的意志得到良好的貫徹落實,最終權力都收歸中央,民心也服于君主,這樣才能在亂世實現大一統,成就千秋霸業。(3)黃老思想?!妒芳恰匪島?ldquo;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于黃老”[4]2?!逗親印芬皇櫓性啻翁峒盎評纖枷?,其中《解老》和《喻老》兩篇更是中國學術史上對黃老思想最早的專門剖析[4]7,《揚權》《主道》等文章中也對黃老思想做了闡釋,其目的在于通過解釋和論述黃老思想,來論證其法家觀點的正確性。韓非認為,“道”和“法”才是治理國家的好方法,人的才智往往不如這兩種方法,容易導致失敗,那些明君都是讓百姓用“道”來端正自己,這樣他就能不費力地將國家治理的很好,“道”是治國的常規,法是立國的根本。這種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構成了韓非“法”“術”理論的主要基礎,我們甚至可以說,虛靜無為才是君主駕馭臣下、用“術”之根本,而這種“術”再結合上“法”,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韓非理想的治國狀態。

  二、韓非法度治國思想的主要內涵

  韓非的法度治國理論散見于《韓非子》各個章節的論述當中,集中于《有度》《二柄》《飾邪》《十過》《亡征》《定法》《詭使》《六反》《八說》《五蠹》《內外儲說》六篇等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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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嚴格依法度治理的國家才能在當時多國競爭的態勢下勝出,實現一統天下的目標。在《有度》中,韓非提出:“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4]42“奉法強國”是對君主和執法者的要求。韓非通過引用楚、齊、燕、魏四國由盛轉衰的例子,論述了依法律治國的重要性。他認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4]45君主或者執法者如果能夠摒除私意而用法律來治理國家,那么百姓就能安居樂業,國家就會治理得好,反之國家就會衰弱。在韓非看來,一個國家嚴格依照法度治國可以使百姓安定而國家強盛,因為這樣的國家將法度置于群臣之上,群臣因懼怕嚴厲的違法后果而必須遵守法律,君主就不會被群臣所欺騙且賞罰分明,使得群臣難以結黨營私,君主便可成就千秋大業。韓非實行法度治國目的不在于濫用刑罰,而是運用法律的力量維持社會安定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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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繼承了管子的思想,認為法律的制定權應當專屬于君主而非臣下,這是君權至上思想的體現和延伸,也是國家建立法度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君主制定出來的法律才能成為臣下執行的依據,也才能夠保證君主的權威和法律的權威成為一體,法律通過君主的權威保證其執行?!逗親印分械姆ㄓΦ敝傅氖淺晌牡姆?,《難三》篇提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4]568即,法律應當公布使人知曉,并以文字形式表達出來?!妒渦啊菲岢觶?ldquo;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4]180韓非的立法權專屬于君主的思想,是建立在其對君主在國家制度中的定位和大一統國家的理想追求之上的,并與其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思想不可分開。韓非認為,只有君主牢牢掌握了權勢,擁有權力才能牽制百官、管理國家;任何事和人都必須在君主的絕對控制之下,這樣整個國家的運行才能達到君主的理想狀態,人人才能各得其所,獲得安逸幸福的生活。

 ?。ㄈ?ldquo;以刑去刑”與輕罪重罰

  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最大的區別在于,儒家思想更側重于仁愛和道德,而法家思想更強調重刑和嚴格執法[2]119?!逗親?middot;內儲說上七術》提出“……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4]327韓非認為,用刑罰去掉刑罰的方式最適合當時的國家形勢,在戰亂年代更應該用重刑來保證國泰民安,為戰爭提供良好后盾,而輕刑則會導致內憂,加上戰爭等外患,亡國是遲早的事。當然,韓非的重刑思想不是濫刑,并不是說君主可以隨意對民眾苛以刑罰,而是說輕罪重刑、重罪加重刑[5],是對刑罰等級的提升,而非君主任意用刑。這種不加以區分的重刑思想最終還是為了實現國家大一統的理想,不是純粹為了實現君主專制?!逗親?middot;六反》中說:“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4]658即在韓非看來,輕刑就好比慈母,而慈母多敗兒,治理國家也一樣,輕刑會導致民眾不懼怕法律刑罰,而肆意妄為導致國家混亂;重刑如嚴父,嚴厲的刑?;崾拱儺站迮攣シǖ暮蠊?,從而自覺遵守法律,國泰民安?!隊卸取菲岢觶?ldquo;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4]48即只要施行嚴刑峻法就可以避免上下、貴賤等尊卑等級的混亂,就可以維持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如果拋棄法度而用以私情治國,人人都想著如何討好上級,只講私忠而不講忠君,君權就被臣子分散,社會等級混亂、國家不寧,也就無法齊心協力實現大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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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認為,依靠法度治國最關鍵的是嚴格執法,有法度而不能得到嚴格公平的執行,也會導致國家的衰弱。同時,他主張執行法度時需實現公平正義,公正觀念是存在于執法過程中的,歸根結底還是說嚴格執行君主制定的法度是實現公平的最佳方法。韓非在《有度》中說:“峻法,所以禁過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4]50韓非認為,君主和執法者執行法令不應偏袒權貴大臣,獎賞不應遺漏普通百姓,《二柄》篇說:“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4]52《外儲說右上》提出:“法行所愛,不避親貴。”[4]463總體上,韓非主張一切依法辦事,不把法律的天平傾向任何一方,只服從于法。

 ?。ㄎ澹?ldquo;法”“術”“勢”結合

  之所以說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因為他開創性地提出了將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進行治國理政的理論。韓非在論述該思想時,一是闡釋了他對這三個概念的理解,二是結合了歷史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論述了這些理念的單一使用都無法治理好國家的原因,最終得出應當將“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國家才能治理好這一創新性的結論[4]127。“法”“術”“勢”相結合的主張構成了韓非法度治國思想的核心內容。

  韓非所講的“法”應當是官府或者君主制定出來的成文法,而非君主一人的私意,這種“法”主要是《二柄》中所講的“刑”:“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4]52韓非主張君主和官府制定出的法律應當得到人們的一體遵循,并認為這是理想的法度治國狀態。不過,韓非眼中的“法”更接近于“法術”,而不能與法律劃等號[6]?!抖ǚā分興擔?ldquo;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4]620“術”是君主用來考察群臣能力的方式,本質上是君主運用一系列權術、詐術,考驗臣下的各方面能力和品性,來確定臣下是否適合其職位,防止臣下篡奪君權。韓非對“勢”的定義是“勝眾之資也”[4]680,即君主的權勢和權威,并認為誰掌握了權勢誰就可以推行法令,“勢”應為君主所獨有而不能給臣下使用,否則國家秩序就會混亂。

  韓非認為,像商鞅那樣只推行“法”是不行的,只有“法”而沒有“術”就會使君主受臣子的蒙蔽;既然人人都是性本惡的,那么君主不對臣子用“術”,就無法得知臣下背著君主從事的奸情,最終會導致國家混亂,無法成就霸業。而像申不害那樣只推行“術”而不建立法度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申不害說:“治不逾官,雖知弗言。”[4]624這是說君主只用術來治國,人人都想著如何自保而不被君主發現自己的奸邪,只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不會告發對自己知情的他人作亂的事,久而久之君主也不能做到明察。韓非認為,只有“術”而無“法”的國家會給臣子過大的權力,國家就從下而上渙散了。所以,“法”和“術”應當結合起來,一方面需要君主嚴格推行嚴刑峻法,另一方面需要君主巧用詐術來治理臣下,明確等級尊卑,不讓臣子有犯上作亂的機會。君主只有權威還不夠,還需要輔之以“術”來試探臣下的忠誠,以保證君主的權威得以延續;君主只有權威而不實行法度,則會落入私意中去,臣下的權威便會大于君主,臣下便會篡奪君權。總之,君主只用“法”和“術”還是不夠的,缺乏“勢”的話還是不能實現法度治國。所以,韓非主張將三者結合起來治國,不但講求法度的重要性,要求君主制定法律并且嚴格平等執法,而且要求君主巧妙地使用“術”來維護統治和等級秩序;君主要加強自己的權力,術和勢最終都要統一到法制上來,形成以“法”為主,以“術”為輔,以“勢”為保證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理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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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度治國思想的精髓在于依靠法度來治理國家,其內涵非常豐富,包含了韓非關于治國理政的一系列整體設計,是韓非對治國方針的創新性論斷,但我們也不能將其簡單等同于現代法學意義上的“法制”或“法治”。韓非將君權至上、人性本惡、黃老思想等理論作為建構法度治國體系的框架,通過大量的舉例論證、對比論證,一步一步層層遞進,論述君主如何治理國家以及君主如何駕馭和管理臣下,從而構建起他的法度治國理論體系。在此體系中,韓非從法令的制定、法令的內容、法令的實施等幾個方面來進行了論述,他的理論基本上都是服務于君主專制和大一統治國理想的,通篇貫穿著“治亂世用重典”的思想,這在當時是符合君主統一天下、結束征戰的要求的。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在當時為秦所用,對后世也產生重大影響[7]307。“站在君主的立場上,以滿足君主的需要程度作為評價依據,理論的精準度、實用性作為測度標準,那么,當仁不讓,韓非天下第一”[8]。古代中國一直是一個有邊疆無國界的文明,其最核心的憲制問題就是,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有足夠政治統治和動員力量的國家[9]。從這個角度來看,包括韓非在內的法家,力圖通過法治而實現其“富國強兵”的目標具有其很強的歷史正當性。

  但是,任何思想家都有其歷史局限性,韓非也不例外。如:(1)韓非所謂的以法治國中的法應當是制定好的法律,而非君主的個人意志,他雖然強調君權至上和中央集權,認為君主應當大權在握,但并不認為君主可以憑個人意志行事。但我們也應當認識到,韓非所謂的憑“公法”而非“私曲”,并不是否認了人治,他的法度治國思想中仍然肯定了人治的存在,甚至立法權應當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不能下放給臣下,君主當然可以將自己的意志注入法律之中,歸根結底這還是一種人治;(2)韓非的嚴刑峻法思想雖然為人們守法提供了依據,臣民因為畏懼君主的權威或者嚴刑峻法而守法,但過于嚴苛的刑法、極端的重刑主義則會導致重刑法輕民法,役民過酷,甚至暴政;(3)韓非的君主立法思想,表面看對君主本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把法律的制定權這一治理社會的關鍵權力交給了君主,君主肩負著制定一部良好法律的使命,但韓非將君主權力至上設定為君主立法的前提,君主享有立法權只是君主權力至上的體現,無論君主制定的法律好還是壞,都因君權至上而成為社會普遍遵循的對象,因而法度治國思想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距甚遠,欠缺現代法治需要民主、良法、善治等基本價值追求。此外,君主不受法律制約,只是所有的臣下和百姓不分等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已。這與現代法治所追求的“主權在民”“制約權力”“法律平等”“人權保障”“程序制約”[10]等基本價值追求已然南轅北轍。

  三、韓非法度治國思想在當代的創造性轉換

  中國自古以來雖有大量立法,也有多種社會治理模式,但都缺乏系統化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中國古代法治整體上呈現德法合體的社會治理模式,近現代則是以學習西方、改革實踐為主。但我們學習西方法治經驗時,出現了中國法治實踐與本土文化、習慣不同程度脫節的情形,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們沒有很好地結合本國的社會文化基礎來推行法治。世界上沒有通行全球的普適法治模式,未來中國的法治發展,必須在尊重法治的一般性原則和立足中國本土的特殊性之間實現平衡[11],“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不斷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12]。而協調好法治轉型中的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進而實現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則是時代的重要課題[13]3。韓非的法度治國思想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性思想,其優秀的部分也能成為當代中國法治的文化支柱。不過,在繼受其思想時,必須關鍵合理甄別,對其思想進行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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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法律文化中的良性遺產之一,就是建立統一的國家,維護安定的社會秩序,包括韓非在內的思想家順應時代趨勢,主張“富國強兵”,并為秦國建立統一的文字、法律、度量衡等大國憲制,提供了豐富而有價值的理論支撐;此外,雖然韓非等法家思想家提出的法治思想與現代法治主張存在一些錯差,但總體上,他們都堅持“依法治國”[14]672,因而,至少在最低限度意義上,這些思想想與法治的精髓還是一致的??悸塹蕉嗄暌岳囪Ы緋て諞暈鞣礁鋈酥饕搴妥雜芍饕邐《ü狗ㄖ沃饗圓蛔?,在法治精神上更多地融入國家主義就有了其價值合理性,而韓非等法家思想家追求國家統一、富國強兵的思想,正好契合了當下中國法治發展的時代需要。古今中外,由于政治發展道路錯誤選擇而導致政治動蕩、國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5]。因而,借鑒韓非等法家思想家維護國家利益、以法律推進國家治理的思想,就更加富有時代意義。法律的制定總是與當時社會背景相關,為創造統治者或立法者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而服務。韓非生活的朝代正處亂世,社會需要維持穩定以休養生息,雖說韓非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為確立和鞏固君主的至上權力,但同樣以富國強兵為立法意旨,在當代中國就可以轉化為維護社會和諧安定的立法意圖。設立嚴刑峻法治吏治民,目的為富國強兵,符合“亂世用重典”,以法律維持社會秩序的觀念,在剔除嚴厲刑罰的做法后,可以作為當今治理觀念的文化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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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傳承對于國家建設來講具有獨特的意義,文化是一個民族潛移默化的思想,是民族的靈魂,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延續的,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區別于其他的標志之一。韓非的法度治國思想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韓非子》作為法家的經典著作,對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更多是在法治文化層面。(1)援法斷罪思想。援法斷罪指的是斷案定罪僅僅依靠法律而不依靠其他私意,是對執法者和官吏的要求。辦事依法而不依君主或官吏的個人意志,這是法治區別于人治的標準之一,也是現代法治國家所需遵循的原則之一。現代法治內涵法律的確定性、明確性,這一原則體現在刑法領域,就是要堅持“罪刑法定”,恪守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基本原則。(2)嚴格公正執法的思想也可以為當今法治建設提供動力。我國目前法治建設中,執法領域問題較為突出,有良法就應當保證善治,不然即使良法制定出來了也是一紙空文?!逗親印芬皇櫓瀉苤厥友細窆捶ǖ乃枷?,這其中雖然存在著一些君主專制的思想,但剔除掉這些部分后,其精髓與現代法治則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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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應當予以摒棄。重刑主義曾是先秦法家鍛鑄在中華法系中不可磨滅的特點之一[6],在西方,雖然康德曾提出“刑罰只能是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進行報復的方法,此外不能夠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要求”的“絕對報應刑”理論[16],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也曾拋棄改造理念、強調公平懲罰、威懾,擴大監禁刑的適用,加重對涉毒和暴力犯的懲處[17],但必須承認,重刑思想總體上和現代國家?;と巳ǖ乃枷胂噯ド踉?。現代法治社會中不能一味的追求重刑主義,而應當強調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講求罰當其罪,而不能在制定法律時就加重所有罪名的刑罰。守法是要依靠法律本身的公平正義和權威,而并非依靠君主的權威和嚴刑峻法,太過嚴厲的刑?;岬賈氯嗣強嗖豢把??!逗親印分蟹ǘ戎喂乃枷?,不僅有濃厚的封建專制主義色彩,也有強烈的重刑主義傾向。現在有些學者還是崇尚法家的這套理論學說[6],社會上也有許多濫刑、重刑現象的發生,這種思想的產生有歷史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沒有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導致的。任何人或組織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用法律規制濫刑、重刑的行為,堅持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去除糟粕而取其精華,運用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建構當代法治國家的文化基礎,用潛移默化的文化思想來彌補國家強行推廣的不足之處,才能讓人民群眾對法治真正產生認同感,自覺養成守法習慣,才能真正建成一個公平正義、法律至上、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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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法度思想的部分內容與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目標要求可能是相悖的,應當予以剔除。(1)君主立法、君主專制的思想不能作為現代法治建設的原則。為了實現高效的管理,主張君權至上、中央集權,治亂世、實現大一統霸業,保證國家快速“富國強兵”,所以韓非提出了君主立法思想。但是,而現代民主社會中,應當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18]。摒棄特權思維,奉行人人平等,而且,現代法治還特別強調制約權力,要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用法律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2)應當謹慎對待韓非關于“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這種思想中也含有君權至上和不平等的觀念,在當時的朝代或許有效,但在今日的民主國家則不宜繼續適用。現代民主國家已經不講求君主如何治理臣下、駕馭臣下,官吏自有法律法規規制,不能由君主進行隨意性的治理,這有違現代法治國家嚴格依成文法、不溯及既往的、明確的法律法規治理國家的要求。因此,這些“術”和“勢”的思想是我們應當摒棄的。因為現代法治必須堅持公開、透明、正當程序下的治理原則。(3)消除韓非的君本位理論,建立民本思想。韓非的法度治國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源頭在于從君本位主張出發,所做的各項實踐都是圍繞君主而忽視了人民需求,短時間內有助于加強君主權威和實現中央集權,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永遠是社會長遠發展的動力所在,缺少群眾基礎的法治終究是無根之木,遲早會被更優秀的治理模式取代。中國法治國家建設有自己的特色,除了遵循良法善治的基本原則外,還需要堅守人民主體地位,這既是對憲法基本原則的貫徹,也是對法治建設過程中人民信任感和幸福感的促進和提升。因此我們在創造性轉化韓非思想時,應當將視角轉換為民本位,應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服務、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扶貧等民生立法[19]。(4)反對《韓非子》中僅依靠法度治國的思想,吸收其反對“人治”的思想,構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模式?!逗親印分薪苑ǘ戎喂?ldquo;人治”對應起來,認為國家要靠法律來治理,同時要求法律必須公開,讓群眾知曉,這都是排斥君主隨意治國的“人治”思想的表現,與當今依法治國理念一脈相承的,可以作為推行法治的文化基礎。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因而,既應當強調規范的重要性,同時也應注意到提高執法者素質和社會公眾自覺守法的重要性。法律的調整對象、范圍、方式等都具有一定局限性,而除法律法規之外的社群規范以社群內部獨特的文化觀念、道德心理形成而來,因而,法律的制定與實施,應當注意與道德、習慣等社會規范結合。通過多元規范共同發揮社會治理的作用而實現社會善治,而不是孤立地依靠國家正式法律進行社會治理,這也是應當注意改進的。總之,合理甄別、擯棄、承繼、發展和創造性轉換韓非的法度治國思想,對當代中國的立法、執法、司法等法治實踐,以及培育當代中國的獨特法治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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