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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1布莱顿和布莱顿区别: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的稅務及其設計分析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10-03

布莱顿西服 www.ybzmtt.com.cn   摘要:資產證券化是一項集會計、財務、稅務、法律、金融等領域知識于一體的新型融資方式,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需求,資產證券化業務在我國逐步發展成熟并得到廣泛的推廣實施,但與之相配套的會計處理準則、稅務條款卻處于滯后狀態。與傳統的股權融資、債權融資一樣,融資成本的高低和稅負水平的輕重影響著企業的財務決策,是資產證券化業務必須考慮的因素。本文擬結合當前主流國家的資產證券化稅務處理方式,分析我國企業在開展證券化業務中的常見處理方式,引導企業合理進行稅務籌劃;同時運用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靜態、動態博弈論理論,分析當事人雙方的行為演進,基于稅收中性原則,建議稅務部門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制訂明確的法律框架,促進資產證券化融資方式的健康有序發展。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 稅務; 博弈論;

  一、引言

  21世紀初,我國引進資產證券化金融工具,并于2005年首次開展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試點探索。2008年美國金融?;謀⒃諞歡ǔ潭壬嫌跋熗酥と滴竦目?,但隨著經濟的復蘇和金融監管體系的逐步完善,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證券化工具再次走上金融舞臺,它可以幫助企業盤活固定資產和項目投資,融通社會資金,發揮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2011年我國重啟資產證券化試點,并于2013年再次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試點?!?018年資產證券化發展報告》中統計,當年我國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累計發行規模已突破2萬億元,年末存量突破3萬億元,并呈逐年上升趨勢;同時產品的份額結構進一步優化,企業ABS和信貸ABS均占比47%,ABN占比6%,保險資產證券化產品金額可忽略不計。

  一個完整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包含確定資產池、設立特殊目的載體SPV、信用增級、證券發行、后續管理及償還等階段,涉及原始資產所有人、特殊目的載體、中介機構(證券發行機構、評級機構、增信機構、擔?;溝齲?、投資者等?;謚と┬櫪礪?,稅務成本是影響資產證券化這一融資手段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從證券供給方角度來看,原始資產所有人通過證券化融資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所付出的成本;從證券需求方的角度來看,證券化產品的購買者需要獲得預期的利潤空間,過重的稅負將壓縮這一空間,從而降低購買者的投資動機。資產證券化業務在我國尚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并沒有完善的稅務法律法規,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進行相關探討顯得很有必要。

  二、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的稅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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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人即原始資產所有人,在證券化業務流程中,發起人首先將原始權益轉讓給SPV,取得融資對價;在后續階段,發起人承擔著運營管理的責任。這些經濟活動中涉及到的稅種主要有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等。對于資產證券化稅務處理的核心,應該基于其性質的界定,即會計確認,這也是會計處理的核心問題。站在資產原始權益人的角度主要有兩種會計確認方式:

  一種是出表說。原始權益人基于融資、風險隔離等目的,將原始資產真實出售給SPV,不再繼續涉入資產,僅保留后續運營的代理權,體現在財務報表中,資產負債表中的相關資產和負債移除,利潤表中將出售所得計入“其他業務收入”或“營業外收入”列示原始資產賬面價值與出售對價,差額部分需確認為“當期損益”。

  另一種是擔保說。原始權益人依舊保留基礎資產,僅將證券化融資行為視做擔保融資行為,收到的證券化產品銷售對價作為負債,不在資產負債表和權益表內進行確認計量,但會在財務報表的附注部分進行相關披露。

  國家稅務總局聯合財政部共同出臺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會計處理規定》是目前資產證券化業務處理的唯一會計準則,對資產證券化業務的交易性質認定,主要是基于原始權益人和審計師的職業判斷。由于擔保說會進一步加大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會影響企業再融資和財務狀況,而資產負債出表可以同時實現拓寬融資渠道、補充資金的流動性、降低應收賬款違約風險、加快資產周轉速度等多重目的,因此從融資需求、資產風險隔離和財務報告信號傳遞理論來看,企業應選擇真實出售的轉讓方式獲取證券化融資。但是,在當前的稅法環境下,如果企業選擇以真實出售的方式進行資產證券化融資,應當依照稅法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當企業獲得的銷售對價大于原始資產的賬面價值時,其增值部分成為企業所得稅的稅基;當獲得的銷售對價小于賬面價值時,企業應當按照會計準則確定資產的損失,并在計稅基礎中按規定抵扣。正是由于這一稅收行為約束作用,部分發起企業為了避免承擔大額的企業所得稅稅負而采取的規避真實銷售、重設計為擔保融資的避稅行為,無法實現基礎資產與原所有人的風險控制、破產隔離,使證券化運作這一金融行為的整體風險得到了疊加和放大。因此,為釋放且充分暴露金融風險、鼓勵資產證券化業務良性健康發展,避免發起企業以規避稅收負擔而更改交易模式,建議政府稅務機關對有關交易實質進行界定和稅收優惠扶持。整體來看,發起人在資產證券化實務中將涉及到的稅種主要有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印花稅等。

  (1)企業所得稅?!恫普?、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財稅[2006]5號)規定,“發起機構轉讓信貸資產取得的收益應按企業所得稅的政策規定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轉讓信貸資產所發生的損失可按企業所得稅的政策規定扣除。出表法下的原始權益資產轉讓行為視作銷售處理時,發起人需按差額需繳納企業所得稅,或在期間末所得稅匯算時以抵扣項在稅前列支。

  (2)印花稅。財稅[2006]5號文規定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印花稅暫免征收,同時考慮到證券化基礎資產金額巨大,即使是5%的稅率依舊會提高企業的融資成本,因此建議稅務機關對非信貸類資產的證券化暫免征收印花稅。

  (3)增值稅。若發起人采用“出表法”將證券化定性為原始資產的出售,結合資產的形態和性質,被證券化的產品實際上是基于XXX的未來期收益權,屬于無形資產或金融資產的概念;同時考慮到證券化產品在金融市場是上發行、銷售、償付,將其界定為“金融資產”更為合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財稅[2016]36號文)有如下定義:金融商品轉讓,是指轉讓外匯、有價證券、非貨物期貨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權的業務活動;其他金融商品轉讓包括基金、信托、理財產品等各類資產管理產品和各種金融衍生品的轉讓。因此發起人進行“出表式”資產證券化融資應視為“銷售服務———金融服務———金融資產轉讓”,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有學者認為增值稅抵扣鏈條因SPV不具備納稅人身份而中斷,從而導致發起企業無法進行增值稅額抵扣,呼吁稅務機關給予SPV納稅主體地位和開具增值稅發票的權限。財稅[2016]36號文在附件2中有如下條款:“金融商品轉讓,不得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金融商品轉讓,按照賣出價扣除買入價后的余額為銷售額。轉讓金融商品出現的正負差,按盈虧相抵后的余額為銷售額。若相抵后出現負差,可結轉下一納稅期與下期轉讓金融商品銷售額相抵,但年末時仍出現負差的,不得轉入下一個會計年度。綜上所述,發起企業增值稅稅額的確定和依法納稅不需要以SPV的稅收主體地位為前提。但是為何還有一部分學者呼吁給予SPV納稅主體地位和開具增值稅發票的權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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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目的載體SPV是證券化業務的核心,通過承接原始資產、支持發行相應的證券,連接了多方主體。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SPV能夠選擇聘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擔任,也能夠由發起人設立專門的資產管理機構來擔任,SPV是否需要交納所得稅并沒有相關規定。目前國際上主流的SPV形式主要有信托型SPT (Special Purpose Trust)、合伙型SPP (Special Purpose Partnership)、公司型SPC (Special Purpose Company)、特殊免稅實體等,不同的主體形式在我國有不同的稅務規定,選擇何種形式的SPV主要是基于避稅目的的考慮。

  (1)所得稅。

  一是對美國開展資產證券化金融創新的探索進行研究發現,以SPT信托為載體的證券化業務中,信托作為名義主體不具有實質納稅主體的特征,可以免于征稅。我國目前實務中也多采用這種形式,根據國家稅務總局于2017年頒布的《關于資管產品增值稅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56號文),資管產品管理人運用含信托在內的資管產品過程中發生的增值稅應稅行為,暫適用簡易計稅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繳納增值稅,于2018年1月1日起執行。關于資產證券化業務中設立的信托載體,現行法律條文中并沒有明確是否免征,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SPT信托形式是國際上的主流結構,鑒于SPT業務的單一性(僅針對證券化業務而設立,并不從事其他實體經營活動),大多數國家的做法是不對SPT征收所得稅。

  二是采取SPC形式的特殊目的載體將所得稅分為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根據最終發行的證券化產品類型不同,債券類證券和權益類證券的稅務規定不一而同,債券類工具的利息收入可以享受免稅待遇。從目前的實務來看,擁有政府背景的SPC是有稅收優惠的,但僅限于在處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證券化業務中,免征營業稅(營改增后參考增值稅相關規定)、印花稅。因為過重的賦稅將降低證券化交易的效率和靈活性,因此建議有關部門擴大稅收優惠范圍,給予證券化業務中的主體平等待遇。

  三是SPP合伙載體具有合伙企業的基本特征,根據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對于合伙企業而言,各合伙人只需要承擔個人所得稅,而不存在企業所得稅,因此理論上SPP是一種免稅主體。但由于合伙制在入伙、合伙、退伙、清算等方面的實操較復雜,目前我國采取這類載體進行證券化運營的企業不多。

  SPC公司型載體是證券化業務中應用最普遍、操作相對建議的方式,作為公司組織形式面臨著雙重征稅問題———既需要繳納公司所得稅,也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若采取SPC形式,“出表說”下受讓基礎資產則視為公司的資產所得,需要按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因此,實務中經常采用SPC信托形式。

  (2)增值稅。2016年5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標志著“以票控稅”的增值稅取代營業稅成為我國主要稅種,此轉變有利于降低企業賦稅,減少重復征收,增強經濟活力。而證券化交易的稅收難度在于SPV并不具有稅收主體地位,無法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那么理論上增值稅抵扣的閉環鏈條遭遇缺口,發起人、SPV、證券購買者可能面臨多重征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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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的稅務問題處理相比于發起人、SPV要明確的多,主要是對證券交易行為的征稅,涉及到所得稅、印花稅。

  (1)所得稅。作為影響社會財富再分配、兼顧社會公平與效率的一大稅種,所得稅明確體現了“量能負擔原則”。投資人通過轉讓資產支持證券(ABS)而獲得的溢價應繳納所得稅,按照稅法規定進行納稅申報;機構投資人則依據稅法有關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但是一般情況下,基金、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的所得稅通常由托管機構進行代扣代繳。

  (2)印花稅。根據財稅[2006]5號文件,投資者買賣信貸資產支持證券(ABS)的印花稅稅負暫免予征收,而目前暫沒有針對非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相關規定。我國股票證券交易的印花稅于2007年由1‰調高為3‰,對比國際資本市場,發達國家出于鼓勵資本自由流動、促進金融市場活躍,大部分已經取消了交易印花稅,少數征收國家制定的稅率也較低??悸塹街と滴竦腦甲什蘭勱細?,即使是3‰的印花稅率也是較大的一筆金額。從稅賦平等的角度看,投資非信貸支持證券的印花稅應予減免。

  三、基于資產證券化稅收設計的博弈行為分析

  2001年北京大學的何小峰、宋芳秀曾經使用過博弈論的相關理論對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的稅收制度安排進行模擬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政府為資產證券化業務提供稅收優惠是貫徹“稅收中性原則”的具體體現,雖然財稅收入減少,但是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率和金融創新活力得到加強。從證券化業務的稅收發展歷程來看,在業務發展初期,政府并沒有意識到免稅行為對社會效益提升的影響,沒有提供稅收優惠;而在業務走向成熟之后,對新型融資工具的大量使用使得減稅的呼聲越來越高,此時進行稅收優惠可以使社會效益顯化。

  參考兩位學者的思路,假設免稅的社會效益是遞增的,進行如下博弈分析。首先提出基本假設:

  H1:博弈雙方分別是政府稅務機關和資產證券化課稅對象

  H2:雙方均為理性經濟人,將個體的利益最大化作為決策指導和最終目標,其中政府稅務機關的個體利益包含稅收收益和社會整體效益

  H3:雙方掌握完全信息

  H4:雙方均有兩種行動可供選擇,政府稅務機關的行為有征稅、免稅,資產證券化課稅對象的行為有納稅、合法避稅

  H5:假設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整體收益為A,課稅對象依法納稅的成本為B,則此時稅后的凈收益為A-B,如果課稅對象通過改變結構、交易形式等方法進行合法避稅,操作成本為C,此時的稅后凈收益為A-C。同時假設稅務機關征稅的成本為D,給予稅收減免的社會整體收益為E,則征稅時政府稅務機關的凈收益為B-D,給予稅收減免時的收益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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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稅務機關進行依法征稅時,證券化當事人的行為模式取決于稅收成本B與合法避稅操作成本C的大小比較,基于證券化當事人是理性經濟人,只有當避稅的成本小于納稅成本時,進行合法避稅才是理性行為,因此B>C,此時證券化當事人的最優行為模式是進行合法避稅,整體收益為A-C。當稅務機關給予稅收減免時,證券化當事人采取哪種行動根本沒有區別,或者說,不需要采取行動,此時整體收益為A+E。

  再來考察政府稅務機關的博弈行為。當事人依法納稅時,需要比較稅收凈收益B-D和免稅時的社會整體收益E的大小,因為稅務機關是政府公共職能部門,除了自身行政收入外,還需要綜合考慮整體社會收益,進而轉化為對博弈雙方收益綜合值地比較,明顯A-D<A+E。當證券化當事人選擇合法避稅時呢?稅務機關在征稅和免稅之間獲得的收益分別會是0、E。綜上所述,不管當事人進行何種決策,稅務機關的行為模式將是選擇稅收減免。

  根據(表1)兩輪的靜態博弈分析發現,證券化當事人的最優行為策略是進行合法避稅,而政府稅務機關的最優行為策略是進行稅收減免,此時形成納什均衡。

表1 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雙方當事人靜態博弈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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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博弈是指局中的經濟人分先后行動,后行動者的決策依賴于先行動者,即先行動者的行為對后行動者的決策會產生影響。政府稅務機關作為先行動者,存在制定稅收征收或稅收減免法律條款的兩種行為模式,在此前提下證券化當事人會分別產生不同的博弈動機,其過程如圖1所示。

圖1 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雙方當事人動態博弈樹
圖1 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雙方當事人動態博弈樹

  本文把博弈行為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發芽和發展初期,當政府稅務部門沒有意識到這種新型融資工具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時,就不會制定專門的稅收優惠政策,證券化當事人會參照現行的稅收條款進行決策。這是大多數國家的做法,如美國。第二類選擇是以澳大利亞為代表的國家,在證券化業務發展初期提供稅收優惠,股利金融工具的創新和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效率,所得的社會整體收益最大(A+E)。

  進入第二階段后,資產證券化得到進一步發展,并衍生出新的主體、新的交易結構、新的標的物資產等,面對現行的稅務規定,資產證券化的納稅當事人開始了自己的行為模式選擇,如果依法納稅,證券化當事人的收益為A-B,如果進行合法避稅,收益就會提高為A,因此其占優策略是合法避稅。

  在第三階段,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運營和發展模式逐步成熟,政府稅務機關開始重視對該經濟行為的關注和監督,衍生出兩種行為模式,一種模式是仍然按照原先的規定進行征稅,但是證券化當事人的熟練且進階的避稅方式使得稅收收益依舊為0,且損失了社會效率。第二種模式是開始制定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減輕證券化當事人的賦稅負擔,同時提高了社會整體經濟活力和金融效率,此時稅務機關的占優策略是對證券化業務的主體經濟人給予稅收優惠?;故且悅攔諧〉男形萁?,美國稅務機關在1986年稅改法案中提出了不動產按揭投資通道(REMIC, Real Estate Mortgage Investment Conduit),享受免稅待遇,即特殊目的載體無須繳納企業所得稅。1993年,美國市場上又出現了資產證券化投資信托(FASIT, Financial Asset Securitization Investment Trust)的概念,這種新型的資產證券化免稅載體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力美國證券化業務的全面發展。

  基于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分析,稅務機關和證券化當事人的納什均衡均是合法避稅,免稅。當然,博弈論的分析是基于嚴格的條件假設和不夠嚴謹的收益定量比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默認證券化當事人面臨稅收法規時有能力進行合法避稅,并且避稅的成本小于稅收的支出,這種假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企業道德倫理和稅收法律責任;第二,稅收減免帶來的社會整體收益E是基于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正外部性,而忽視了無稅條件下的證券化金融工具的負外部性,即E可能為負,不可否認,基于衍生金融工具的過度創新和會計準則、法律法規監管漏洞而引發的2008年美國次貸?;且桓齪芎玫木楹徒萄?。

  四、結論及建議

  對于前期資金投入較多,且投資回報期較長的項目,其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均很高,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可以增強項目資金的流動性、降低運營風險和違約成本,有效盤活社會沉淀投資,提前發揮資金的時間價值。稅收作為影響資產證券化業務運營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結構設計、交易安排和盈利水平。相關的制度設計、稅率政策需要政府、稅務機關、行業專家及學者的廣泛積極參與制定,合理且有效的稅務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提升金融市場活力,進一步發揮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

  (1)《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會計處理規定》暫時還不完善,有待于進一步補充修訂,它并沒有涵蓋所有的證券化業務,如非信貸資產的證券化業務,相關政策的缺位使得證券當事人和政府稅務機關之間存在著相互博弈行為,這就造成了法律責任和商業倫理問題效率低下。我國政府部門和準則制定機構需要借鑒學習國外現行的、更成熟的相關規定,改進國內現行資產證券化稅務處理規定,建立更科學和充分的定性定量標準,盡可能減少實務中對職業判斷的依賴,避免當事主體受套利行為的驅使。

  (2)隨著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的不斷創新發展,對于SPV特殊架構中存在的雙重稅收問題,稅務機關應進一步轉變服務思路和監管方向,秉持“稅收中性原則”,明確SPV納稅細則及特殊稅收政策。同時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有利于融資租賃、售后回租等固定資產收益權證券化的相關主體充分利用證券化的直接融資功能,盤活固定資產,降低企業經營風險。

  (3)加強對從業人員的專業化培訓和職業再教育。針對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的稅務問題進行前溯,與該業務相關的會計政策選擇、會計計量方式選擇、交易結構設計等也屬于稅務籌劃的一部分,會計、稅務從業人員應加強專業素養,提升決策的科學性、合規性,加強風險和信息披露責任意識,盡量減少對過往經驗和職業判斷的單純依賴,規避可能涉及的稅務法律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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